乡政府门前是天缘河，河边有一棵巨大的黄葛树，黄葛树下就是桥亭子——一座有亭子的风雨廊桥。石板拱桥还在，亭子不在。和拱桥一样横跨河上的是两座小洋楼，一边是范江家，一边是丁德权家，都开着餐馆。离开老家三十八年，老家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人，他们除了我的名字和赶场人口中飞黄腾达的话题，也不认识我。
很多年前，我是城里的陌生人。
很多年后，我是老家的陌生人。
范家和丁家端着酒碗，请我喝老家的酒，讲起他们在村里的老家，我知道那些地名那些村庄，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我记得住酒香，这是老家的味道。
碗中有酒，桥下有水，酒香在碗中，酒香在心里。
我告诉他们，镇上要恢复老家所有古桥上的桥亭。他们居然没有一点失落和惊慌，说哪里都可以再开酒馆，老家桥亭的桥上不能没有桥亭子。
桥亭子旁边是郑文书的老家，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见过家中的郑文书，只有乡政府电话机旁边的郑文书。郑文书的儿子当年考入浙江大学，是老家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博士后，那天鞭炮红遍了老街。我们在家中没有见到郑文书，他跟着儿子到了上海，专门在老家请了雷发贵一家搬到家中，说等把孙子照看到上大学，他还得回到老家，这是他的根。
堂屋正中立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万县桥亭乡人民政府，木牌上系着红绸。
我们的泪来啦！
说到闻名万梁古道的古老驿站桥亭老街，其实就是郑文书家门前这条青石板老街。河那边修通公路之后，公路成了街，老街的魂还在这条青石板街上。靠山的一边是酒馆、茶馆、食品站、邮政所，靠河的一边吊脚楼上是酒坊、豆腐坊、铁匠铺，老街尽头是乡卫生院，卫生院往上的老街入口处是供销社。
铁匠铺不是我们小孩想去的地方，但跟着大人赶场，铁匠铺就成了我们必须去的地方，今天的时髦词语是打卡，在铁匠铺是打铁。
大人们赶场出门的时候，有很多事情要想，该换钱的蔬菜、鸡蛋、粮食要想，煤油灯里的煤油、酒瓶里的酒、床头的针线要想，猪啊、羊啊、牛啊、鸡啊在必须买卖的季节要想，只不过这是农家的大事，一年想不到几回。
每次赶场必须想的还是与铁匠铺有关的事情，哪弯镰刀该磨了，哪把锄头、犁头该淬火了，必须想。乡间不想农具的事情，明天就没有可想的啦！
熊熊的炉火，厚厚的铁墩子，四溅的铁花，那就是乡村农具的“4S店”，不是召回，是召唤。在村庄，他们与土地对话，与庄稼对话，抒写大地上的诗行。在铁匠铺，他们与火对话，与铁对话，给大地上的诗行淬火。大人带着我们把要修理的农具放在铁匠铺，没有一个人在上面写上标签或者系上什么标志，铁匠铺师傅记得住，大人们更记得住，那些农具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认得家里每一件农具。乡村下地不叫劳动这么文绉绉的说法，叫“活路”，手里有称心的农具好干活，干好活脚下才有路，这就是乡村的“活路”。
同着很多乡场上的铁匠铺一样，今天的铁匠铺、铁墩子还在，炉火已经熄灭，铁匠铺成了茶馆，摆着麻将桌、川牌桌，端起茶碗，和老人们相碰，在碰的轻响里，我看见老人们眼中闪着光，就像当年燃旺的一炉锻铁的火，给幸福的生活回炉和淬火。
去年清明节回老家，我们想把父母坟上的野草割去，找遍老屋，但所有的镰刀都已经生锈，无法和野草对话。
那时，我们唯一想到的地方就是铁匠铺……
邮政所还在，不管时代的洪流如何滚滚向前，邮政所依然是永远的绿色，那是庄稼的颜色。在乡村，乡亲们注视着庄稼的绿色。在乡场，乡亲们更想通过邮政所的绿色去关注远方亲人们庄稼的绿色。邮政所大门旁边，总有一块小黑板，写满了一张张贴着名字的字条，找到自己的名字从邮递员手中取回远方的书信或者汇款单，那是乡村看得最远的窗口。有了电话，有了手机，有了微信，有了银行，小黑板上的字条越来越少，邮政所里多了一扇叫邮政银行的窗口，这里成为乡村收成最好的庄稼地——
那片庄稼地叫打工。
不算周围乡村的农家乐、民俗村，单是乡场上现在就有五家饭店，吃饭喝酒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牵挂。在我离开老家读书之前，乡场上只有一家饭馆——国营桥亭饭店。那是乡亲们到乡场吃饭喝酒的唯一去处，所以叫下馆子、杀馆子、吃炒盘，在那个锅碗难见荤腥的年代，下馆子是大家唯一能想到的有肉有酒的地方。开馆子的人自然就是大家羡慕的人。桥亭饭店最先有3名国营正式职工，一个店长，一个厨师，一个收银员兼服务员。后来又多了一名打下手的，她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冬梅，上门提亲的就像赶场似的，最后冬梅看上了饭店的厨师，厨师有一门好手艺，最关键的是这是饭店，冬梅嫁过来后在饭店打下手，吃上了饭店的饭。在那些年代的山里，粮站、食品站、供销社的小伙子总能娶上老家最漂亮的姑娘，那些吃和穿成为我们最大牵挂的年代，山里好像不生长真正的爱情。
说是大家向往的有酒有肉的地方，充其量就是些猪头肉、猪下水之类的边角肉，偶尔也有山里老猎人深夜送来的野猪、野鸡、野山羊之类，但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肉香。酒是绝对有的，一个乡场没有酒香，那还会是乡场？
乡亲们赶场，没有想过桥亭饭店肯定没有，但真正能够走进桥亭饭店就那么一些人，比如前面说过的粮站、食品站、供销社的人，他们管着人的肚子，他们的嘴唇因为常年迎接酒而下垂很长，脸因为常年流淌酒而高粱般殷红。山里人怕他们，用今天的词语描述，就是羡慕嫉妒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这些吃香的人被冷落，被下岗，老家的人们都过上了“天天吃肉当过年”的幸福生活，有过注释的幸福更值得珍惜！
也有一些从乡村来饭店喝酒的酒仙，撇开关于好吃懒做这些乡村负面的语言，我一直认为在乡场上喝酒的酒仙应该是赶场风景图上的点睛之人。
远的乡村我不知道。我们村就有两个酒仙，一个叫冉老幺，一个杨大汉。冉老幺赶场就为卖石磨，杨大汉赶场就为卖黑狗。出门和家人招呼说卖磨走啦，卖狗走啦，家人连抬头的表情都没有，赶了无数个场，卖了无数场石磨和黑狗，他们的心思全在大路上赶场人们的笑声中。
我自然没有见过这些酒仙们在桥亭饭店的酒事，落日的余晖中，通往乡村的小路上，总会有这些人的身影，落叶一般，嫌着路窄，嫌着风大，飘飘摇摇的。仿佛几碗酒下肚就衣食无忧，就风调雨顺，就人寿年丰。赶场的时候人牵狗，回家的时候狗牵人。赶场的时候背着石磨低着头走，回家的时候高昂着头，全靠背上的石磨，否则一阵风过，人会飘走很远很远……
“国营桥亭饭店”的牌匾没有了，墙面是原来的墙，贴上了瓷砖，门是原来的位置，换成了防盗门。陪同我们的桂花社区书记说，饭店所有的房子都卖给了私人，那个私人绝对是我认识的人——
难道会是冉老幺？杨大汉？
赶场卖黑狗的人！
大门锁着，我不知道门里边还有没有那些方木桌，那方木柜台，那口大酒缸。社区书记说，杨大汉这个时候正在场上的一家酒馆喝酒，他的儿女都在重庆工作，买了很多的好酒，接他到重庆，他说什么也不去，最后从别人手中买过饭店，藏了好几缸高粱酒，说接地气的酒才是好酒。
我突然很想问那条赶了无数场的大黑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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