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礼”教与“乐”教，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中华“礼乐文化”使中国成为“礼乐之邦”，也叫“礼仪之邦”。五一假期，许多人选择走进博物馆，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展”，让我们聆听华夏音乐的悠扬之声。
一根骨笛，静静地躺在展台上，它表面光滑，磨制精细，钻有七孔，音阶齐全，让人不禁遐想，它曾被何人吹出清脆明亮的古乐之声？
这根骨笛生来不凡，它沉睡了漫长岁月，终于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横空出世，因此，它有了“贾湖骨笛”这个名字。同时，它的“身份证”上年龄与籍贯分别写着：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800年，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
乐者，天地之和也。中国乃“礼乐之邦”，音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道清澈溪流，每一朵浪花都闪烁着特有的理念、智慧、气度与神韵。
音乐要靠乐器来承载，乐器依材制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称之为“八音”，一件件风格不同的乐器，共同见证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伟大历程。
礼乐以正气化人
相传，虞舜南巡，途经韶山，见此处山清水秀、风光绮丽，便命侍从演奏起和成韶乐，一时间，山鸣谷应，凤凰闻乐展翅，还引来百鸟和鸣。舜帝长吟《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其爱民情怀溢于言表，故有“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之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音乐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关乎政治，也关乎道德。更赖于周公制礼作乐，推动礼与乐紧密相连，直至浑然一体，以乐辅礼、以礼相乐，礼乐并行、相须为用，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正声感人，而顺气应和。透过《诗经》纸背，传出了一场宴会的乐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你看，瑟与笙此起彼应，欢快的旋律反映的是主宾愉悦的心情，以及对善政的不懈追求。
音乐当为尽善尽美的化身。孔子在齐国闻听韶乐，这种美妙之音已不止能够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而是使人三月不知肉味，孔子为之赞赏不已，没想到韶乐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啊！其中和醇厚，更蕴含着道德的圆满。孔子还拜师襄子学琴，作《幽兰操》，表达君子修德立道，不以穷困而改节之志，这已是孔子历经沧桑的后话了。
最能体现古乐恢弘气势的，是编钟、编磬等大型乐器。1978年从战国曾侯乙墓破土而出的编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编钟钟架七米多长，两米多高，全套编钟六十余件，令人目不暇接，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极高成就。放飞想象吧，王侯相聚一堂，肃穆执礼，演奏人员庄严地将编钟敲响，与编磬、笙、笛子、瑟等乐器安然合奏，交相辉映的金声玉振、天籁绝响岂能不震人心魄？
在外交场合，音乐同样是重要的礼仪。广为流传的渑池会盟，是一个以乐器作为武器交锋的故事。秦王以强凌弱，胁迫赵王先鼓瑟，且令记入秦史。蔺相如愤然而起，请秦王亦要击缶，秦王怒而不允，蔺相如正气凛然欲以命相搏，迫使秦王击缶，并令记入赵史。这几声缶乐，正是硬脊梁凭斗争换来的应有尊严。
其实，缶更属于民间而不是庙堂，乃盛酒浆的陶器瓦器，没那么多约束，鼓之便以节歌。“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用泥土制成的缶别有一番厚重与大气。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2008人击打2008个缶，高声吟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让世界触碰到了中华民族穿越千年流淌至今的精神血脉。
琴何以为八音之首
论中国传统乐器，古琴的地位夺人眼目。虽说“伏羲制琴”“神农制琴”“黄帝制琴”“舜作五弦琴”等传说太过久远，已难以追溯，但古琴的历史无疑是源远流长的。
古人云：“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甚至认为琴者靠天地之声，能够通神明，惊鬼神。正因如此，古琴涵养了无数文人的情怀，演绎出太多悲欢离合的故事。
琴声是弹给自己的，但若离开了知音，总归是寂寞难解。琴师俞伯牙善抚琴，樵夫钟子期善听意。俞伯牙脑海里浮有高山，钟子期从琴声中看到，叹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俞伯牙寄情于流水，钟子期便体会到潺潺淼淼，叹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般心有灵犀，奈何抵不过生老病死，俞伯牙因痛失知己，破琴绝弦，终生不再抚琴，高山流水成为了象征友谊的千秋佳话。
中国古代名琴皆有名号，似通灵性，有其性情，如绿绮、焦尾、九霄环佩等，其名美不胜收。绿绮据说通体黑色，隐隐泛着幽绿，似绿藤缠绕古木之上，故得其名。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以一篇《如玉赋》赠予梁王，梁王甚喜，以该琴相赠。司马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后弹奏《凤求凰》示爱卓文君，拨动了心上人的心弦，成就了这段经典爱情故事。
而焦尾琴与一对父女的人生相关。父亲叫蔡邕，鸿学大儒，兼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于一身，蔡邕在流亡时，偶然听到有一段良木在火里发出“呼叫”的异声，他冒着被烧伤的危险立即抢救了出来，此木虽留有焦痕，但尚算完整，蔡邕精雕细刻，终于制成一张好琴，起名为焦尾。蔡邕还写有《琴操》《琴赋》，可见爱琴之深。蔡邕之女便是蔡文姬，自幼喜欢听父亲抚琴，有辨音识意之能，后来被匈奴掳走，十二年间生育两子，在曹操赎她回中原时，她在还乡之喜与离子之痛的纠结中肝肠寸断，写下长诗《胡笳十八拍》，据此所改的琴曲传至今日。
文人爱琴，写下不少绝妙诗章。李白听蜀僧弹琴，一句“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化无形为有形，送人满眼翠涛。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谱作琴曲《阳关三叠》，“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古琴俨然成了王维的灵魂伴侣。韩愈听颖师弹琴后写诗以记，从坐立不安、泪雨滂沱到冰炭置肠，片刻间似乎跋涉了千山万水。苏轼甚爱韩愈此诗，经妙手剪裁作《水调歌头》词一首，苏轼还作了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已上升到哲学范畴了。
古琴文化内涵丰富，从政德角度看也有一番深刻意义。《吕氏春秋》中提出“鸣琴而治”，魏徵谏唐太宗十思疏称“鸣琴垂拱”是一种境界，说的都是以礼乐教化百姓，则政简刑清。
春秋时期的师旷为精研音律，自伤双目，抚琴时能引玄鹤清鸣、舒翼起舞，后作出千古绝唱《阳春》《白雪》。师旷很早提出“君必惠民而已”这种民本思想和治国理念，多次直言谏君，甚至不惜援琴撞之，堪称壮烈之士。
琴声为心声，能清神，能养性，能交友，能资政，所以古琴传承千年而不绝，并在2008年成为第一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
飘扬在丝路上的古乐
大乐与天地同和。天之辽阔、地之宽广，乐器悠扬在各个朝代兴衰更迭中，见证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仅边塞诗里，便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等多首盛唐壮怀之音，这种清脆高亢又带有悲凉之感的声音就是羌笛，因为有了羌笛，边关生涯仿佛才有了些许生色。
王翰的那首豪放至极的《凉州词》，不是羌笛，却是琵琶，“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若没有马上琵琶的急声响起，葡萄美酒又有什么滋味呢？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盛大筵席上，琵琶声的加入，更激发了将士们的雄壮慷慨之气。
乐器奏出的音乐，有时是可以看得见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恍然失神之后，不觉有泪落下，这是心底自发的应和共鸣之声。
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更将一场音乐盛宴描绘得有声有色，如在眼前。“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多么绮丽的音乐幻景啊，诗中所赞美的竖箜篌，也是随着“丝绸之路”而来的乐器。
而人们常听到那如泣如诉的二胡，发源于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原本叫奚琴，“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这种胡琴始于唐朝，到了明清时期已传遍大江南北，近代以来，《二泉映月》《良宵》等二胡名曲接连涌现，今日二胡焕发出更大生机和异彩。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从贾湖骨笛，到送别的柳笛，可能材质与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乐器为抒发人们情感而生的定位与使命始终未变，它们永远在激荡着我们的心灵。（蔡相龙 贾京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