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历程，认真研究总结这一历程及其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我们党领导的现代化探索历程中，三线建设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新中国发展史乃至整个世界工业建设史上都堪称奇迹。三线建设对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工业布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建成了一批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和新兴工业城市，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为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与西部地区现代化框架的构建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根据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作出的以备战为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从1964年到1980年，三线建设在中国腹地的13个省、自治区全面展开。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共投资2000多亿元、动员上千万人，在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防、工业、交通、科研和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当时党中央作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主要动机是出于国防需要，但大规模的交通、工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机构的建立，却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时期西部地区现代化框架的构建，也为改革开放之后西部发展及大开发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主体框架。
促进了西部地区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网络的形成。在三线建设的大潮下，三线地区相继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等十条铁路干线及一些支线和专用线，形成了以成都和昆明等城市为中心的覆盖大西南的铁路网。在西北地区，则建成了以兰州为中心的铁路网骨架（《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215页）。这些铁路又与中国中东部的东西、南北向铁路线相连接，促进了现代中国铁路网络的形成。与此同时，随着三线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以各省和自治区首府为中心的公路建设、以长江为主的内河航道水路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三线建设时期新增铁路8000多公里，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新建公路22万公里，增长近1倍；内河航运在通航里程和吞吐量方面也得到快速发展，大批物资通过水路进入西部地区（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9页）。三线建设时期，铁路、公路与水路建设在西部地区形成的交通网络，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之间、东西部之间交通的通达，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增加了东西部之间的物资流通与人才流动的速度和规模，为形成以高速铁路为标志的多元、快速的交通发展格局打下了基础。
为中国西部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三线建设将全国的优势企业和技术力量推进到三线地区，使西部地区在短时间内建立了2000多家企事业单位，建设起较为完备的工业发展体系，使西部地区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形成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加工制造、电子、国防科技等为重心的工业格局和工业门类。以机械工业为例，经过三线建设，初步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基地、以华中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在西北地区则建成了汉中、天水、银川、西宁等工业城市，在汽车、重型机器、仪表、机床、农机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改变了原来过于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工业布局（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265页）。这一时期西部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初步形成，为东西部形成互补与均衡的工业布局和齐全的工业门类、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
为中国西部的现代化储备了人才。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展开之后，以科技为中心的研究机构也开始在三线地区布局。全国范围的优秀科技力量不断向三线地区汇集，在三线建设期间，三线地区中仅四川就有近60万科技人员，湖北、河南、湖南、陕西各省也都在30万人以上。1978年以后，一批研发机构逐步在地方、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业建立，进一步充实了三线地区的科研力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线地区已拥有数千个科研与技术开发机构、300多所高等院校，形成了研究学科及门类齐全、梯队较为合理、水平较高的科研力量。这些研究机构的布局，在三线地区形成了以国防科技为主体、各研究机构和高校为支撑的多学科、多层次科研体系，尤其是在核工业、航空航天、兵器、电子、船舶制造、冶金、化工、电力、地质矿产等方面，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再加上高等院校中的理工农医等专业，三线地区形成与东部地区互补的人才与行业格局。这些科技人才及科研机构为三线地区的后续发展，乃至为全国工业与国防现代化储备、培养了大量的科研与技术人才，对东西部地区的接轨以及之后的西部大开发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代化飞速发展的重要动因。
这一时期的三线建设，通过新建成的干线铁路、公路与水路交通，沟通了三线地区的工业区，形成了整个工业的纵深配置，构筑成相当规模的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战略性后方工业基地（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三线建设在现代交通网络、工业体系、人才格局等方面为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搭建了框架，也为改革开放以后西部地区开发与转型发展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三线企业的调迁转型与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发展
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西部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使西部地区逐步与东部地区的发展接轨。但三线建设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其布局与选址不够合理、产品结构较为单一、战线太长、成本过高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1979年“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实施，国家开始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压缩基建规模，为备战而建立起来的三线企业开始进入调迁转型时期。从“七五”时期的综合治理阶段开始，三线建设企业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转型。通过企业布局、产品和企业结构的调整，三线企业逐渐与全国和西部地区的长期发展规划、资源利用开发、城市化联系起来，找到了新的发展契机。转型后的三线企业很多成为当地乃至全国的龙头企业，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工业布局与工业部门的完善、西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而促进了西部现代化的发展。
三线企业的转型进一步完善了三线地区乃至全国的工业布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迁、转型，三线企业在产品方向和种类、产业结构和格局方面都进行了重大调整和完善，相当一部分三线企业转型成功并促进了新工业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以三线国防科技工业为例，至2005年三线国防科技工业的空间布局最终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广元、天水、绵阳等城市为中心的电子工业基地，以绵阳、成都为中心的核工业基地，以西昌、酒泉等为中心的航空航天工业基地，以洛阳、襄樊为中心的豫西、鄂西兵器工业基地，以重庆、宜昌为中心的船舶工业基地（周明长：《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与重点区域城市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新工业格局的形成，加速了区域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并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完善和深度发展。此外，三线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集中技术优势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在高新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形成新的发展优势。如四川绵阳就是利用技术优势建立起来的西部电子城，成为中国西部的“硅谷”。许多高新技术开发区也在贵阳、重庆、昆明、兰州、乌鲁木齐等西部的中心城市建立，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与国际接轨（《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382页）。三线企业的成功转型改变了过去依赖一线援助的格局，使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三线企业的转型，促进了三线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三线企业的发展促进了许多新兴城市的成长，也为具有工业基础的原有城镇带来新的活力。如攀枝花、德阳、自贡、绵阳等城市，在钢铁、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电子等方面都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除此之外，三线建设的转型发展也促进了银川、太原、重庆、成都等交通枢纽中心城市的发展，这些城市的辐射作用促进了三线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发展。三线建设带来的城市及城镇的发展，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东西部城市间的互补与融合发展，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在三线企业的转型阶段，三线地区的城市数量、规模有了很大增长，新型城镇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原区域内工业化超前与城市化滞后的窘境，推进了中国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三线企业调整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三线企业的成功转型不仅为企业自身的发展带来了生机，而且这批三线企业也成为西部地区新的经济生长点和辐射源，带动了周边产业链和企业群的形成与发展，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据统计，至21世纪初，约有半数以上的调迁项目规划在地方各级经济开发区或高新技术园区，在建成投产后，这些调迁项目促生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小区和企业群体，并逐步形成一批有较强技术实力的企业集团，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培植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当地产业发展、地方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三线建设是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对新中国的国防、工业、交通、科研和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作出的战略大调整，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三线建设对广大西部地区的发展意义重大，没有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功（《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8页）。尽管其“隐蔽、靠山、分散”的建设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了资源与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代价，但三线建设建立了西部地区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的战略后方基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部地区落后的局面，促进了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也助推了全国范围的交通体系、现代工业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完善。众多三线企业和广大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忘我拼搏形成的“三线精神”，不仅是促进三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和创新转型的重要动力，也是推动我国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刘合波，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