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是古典礼法思想的重要产物，是仁政理想实现的有形模式。通过司法促进社会治理是中华法系传统司法的重要一环，更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司法促进社会治理的传统智慧
□中华法系中优秀的司法准则历经千年流变，仍然对当代司法活动产生着重要影响，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积极从中挖掘一切有益因素，结合时代发展和法治中国建设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尤其是在轻罪案件案情简单但占比较高的情况下，有必要从感化教育、调解息讼、原情执法三大方面考察寻道于中华法系的传统智慧，以更好地高质效办理案件，促进社会治理。
中华法系独树一帜，引领风骚数千年，是古典礼法思想的重要产物，是仁政理想实现的有形模式。通过司法促进社会治理是中华法系传统司法的重要一环，更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此，从感化教育、调解息讼、原情执法三大方面考察，从传统司法文化出发，进而寻求当代社会轻罪治理乃至社会治理的智慧与方案。
感化教育
在古代，无论是圣人的教诲，还是司法资源的稀缺性都共同决定了：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社会都更加倾向于感化教育，而不是对簿公堂。古代的大儒和循吏，奉法守理，颇能感化百姓，使其尊晓礼义。例如，孔子做鲁国的大司寇时，有一对父子来打官司，孔子把他们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过了三个月也不判决。通过三个月的父子朝夕相处，孔子的感化效果达成，最后父亲撤回了诉讼，孔子将父子释放。此事对古代事关伦理类的轻罪治理起到了引领作用，后世司法官常常以此为榜样。再如，隋代的梁彦光作为循吏，能够进行感化教育，最后能够达到“吏人感悦，略无诤讼”的良好社会效果。其在任时期，有人名焦通，经常酗酒且侍奉亲人无礼而被控告。梁彦光并没有直接治他的罪，而是将他送到州学，让他在孔庙中观看图像。图像中，韩伯瑜被母亲用手杖责罚，却哀伤母亲力气衰弱，对着母亲悲泣。焦通看到图像，幡然悔悟。通过梁彦光等循吏的教育，触犯轻罪之人往往能悔过自新，不但坚守了法律的底线，还能修身养性、争为善人。
除了司法实践外，中华法系还有具体的礼仪制度劝人改过自新。《曲礼》指出：“教训正俗，非礼不备。”中华法系是礼法体系，因此，对基层社会的规制离不开具体的礼仪规定和典章制度。根据《礼记》相关规定，周代时“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也就是说，周朝各乡辖区内有不服管教、不守孝悌的人，应当请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学校集会，选定吉日演习乡射礼，进而行乡饮酒之礼。若老人教诲完毕之后，这些人仍不悔改，就要被流放到其他的辖区，政府依旧在当地按照礼仪教化他们。若最终仍无法改变，这些不服管教之人就会被流放到远方，永不叙用。此为古代社会以礼仪实行教化功能，参与轻罪治理、实现基层司法之一例。
调解息讼
在促进社会治理的司法历程中，如若某些案件能够以调解结案，定能减轻讼累，进而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我国古代司法并非一味以刑杀为威，而是力求能够实现刑措不用的和谐社会。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中华法系的“以和为贵”的为政理念在司法实践中即表现为调解息讼。汉朝已有调解和息讼的史例。据《后汉书》载，刘矩为县令时，“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至唐朝礼法结合，司法官也多以伦理为据调解讼。如韦景骏任县令时，“县人有母子相讼者”，韦景骏对他们说：“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无天分，汝幸在温凊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遂称慈孝”。宋朝有徐绩，“乡人有争讼，多就取决”，说明唐宋时调解息讼已成风气。宋时调解被称为“和对”，已有官府调解、乡里亲戚调解、宗族调解之分，而且趋向制度化。元朝调解结案以后，严定不许再起讼端。至于明清时期，除去儒家思想的影响外，既有州县官的政绩需求，同时也与皇帝的圣谕有关。例如，康熙《圣谕十六条》明确要求：“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
从调解的类型上看，除去州、县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对婚姻、田土、财产等细故案件和轻罪案件进行调解外，民间的宗族调解、乡邻调解也十分发达。由于古代法律以家族本位而构建，因此，家族司法是轻罪治理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家族的族长来说，整个家族成员都是家族司法的对象，只要家族成员违反家法，都可以由族长以家法惩治。因此，瞿同祖评价族长一职说：“族内的纠纷往往经他一言而决，其效力决不下于法官。有的权力甚至为法律所承认。”例如，《寿州龙氏家规》就规定：“凡我族人，有好为兴讼、出入公庭者，乃健讼之徒。若与本族构讼，凭户长分别责惩。其与外人争讼，除万不得已外，依恃刀笔代人作词者，户长指名，送官究治。”宗族调解的效果较好，由于大家都有同一个祖先，在“尊宗睦族”“宗族和睦”思想下能够产生相同的价值认同。其次，宗族内部有义田等，能够为家族成员提供物质保障，也能为调解提供相应的资源。明代的《教民榜文》为里老的司法权提供了支持，而且往往能得到官府的支持。在某些乡约的制定中，也为民间调解的解决办法提供了具体路径。例如，吕坤的《乡甲约》：“骂詈斗殴，主令理屈之人置办礼物，与理直者陪话。若有伤者，审明记日，待告状之日，一同呈报。”
原情执法
在当前的社会治理形势下，轻罪案件占比已经达到了全部犯罪案件的绝大多数，而且存在特定地域的规律性分布。为了实现对犯罪的诉源治理，必须原情执法。此处的“情”，指代区分不同情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轻罪案件处理过程中，司法人员往往要进行说理，古代司法中的说理依据，往往综合天理、国法、人情，重点关注实体正义，非斤斤计较于单纯的法律条文。如宋代时，有地方官员鉴于家族继承很难说清，因此通过拈阄来解决立嗣问题，强调：“断之以天……庶几人谋自息，天理自明，存亡继绝，安老怀少，生死皆可无憾。”又如，清代名臣陆陇其为灵寿知县之时，有汪、舒两家都争夺某处墓地的祭祀权，且都以为是自己的祖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陆陇其令两人共同祭祀，公有坟墓，不得争夺。这些案件中，虽然不是直接地进行具体治理，但都体现了基层审理中将天理、国法、人情融为一体的状况。通过原情执法，诸种财产、继承案件的妥当处理，能够消除纠纷产生的不良环境，进而为社会治理添砖加瓦。
古代的“原情执法”思想要求司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作出判定。同时，根据“宽猛相济”的原则，轻罪也并非一味从宽，在特殊情况下也要从严处理。例如，早在《左传》中就有“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的情理法和合思想。在汉代，公羊学者董仲舒就提出了“本其事而原其志”的决狱思路，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司法以事实为基础，尊重常情常理常识，而不是纯粹以法条为中心处理案件。汉朝此类以经义的形式引入情理进而完善法律的情形很多，比如有人向大将军梁商诬告宋光非法刊刻文章，宋光被关进洛阳诏狱，受尽严刑拷打。宋光的外甥霍谞当时才15岁，对梁商说，我听说《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免因过失而做了错事的人，诛杀故意作恶的人。梁商称赞霍谞的才志，听取了他的意见，便向汉帝奏请赦免了宋光。这是一则以《春秋》经义平反冤狱的显例，经义决狱实质就是将合情合理合法三者统一起来，而不是机械地适用法条。自晋以后，以律断案逐渐制度化，历代判决吸收了此种重视常情常理常识的思想。例如，宋代判词就此出现了“检法原情定罪，引律援赦，纤悉详备，别无未尽”的相关表述。综合来看，情理法思想的内核，就是法治的实行要遵循天道，法治的实施要赏善罚恶，法治的实现要合乎民心。坚持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是古今司法之鹄的。在轻罪治理过程中，正确适用刑事法律，兼顾天理国法人情，坚持严格公正司法，这样才能以严谨的法理彰显司法的理性，这样才能以公认的情理展示司法的良知。
由以上来看，中华法系中优秀的司法准则历经千年流变，仍然对当代司法活动产生着重要影响，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积极从中挖掘一切有益因素，结合时代发展和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尤其是在轻罪案件占比较高的情况下，有必要从以上三方面寻道于中华法系的传统智慧，以更好地高质效办理案件，促进社会治理，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坚实的文化根基，为人类法治文明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