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中，红二、六军团会师时，两军共有兵员8000人，离开桑植时增加到2.1万人，北上后爬雪山过草地，物资补给困难，减员较多，即使如此，抵达陕北时仍有1.43万人，是红军三大主力中减员最少的。在强敌在侧，物资极端短缺以及与中央联系困难的条件下，任弼时以坚定的革命意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和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起到了很好的政治表率作用。
任弼时的正确决策，来源于他对敌情、地形和群众情况的周密调查、悉心研究。红六军团进入贵州时，连一张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贵州地图也没有；进入藏族居住区时，不仅地形不熟，而且语言也不通。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面向普通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依靠当地向导了解地理民情，为指挥对敌作战搜集有用信息。部队宿营时，任弼时经常亲自和报务人员一起分析电讯，破 译敌军电码。板栗园战斗中，由于报务人员破译了敌军电码，准确及时掌握了敌情，任弼时、贺龙命令部队大胆向敌军纵深切入，提前埋伏在敌军必经之处，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长征途中，任弼时军务、政务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坚持亲自做工作总结，不仅有关于战略阶段的总结，还有关于具体战役战斗的总结。他亲笔写下的《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与教训》等文稿，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任弼时平易近人，以诚待人。每次下级工作人员向他汇报工作，他总是认真倾听，不轻易打断对方，直到人家把话讲完，这才言简意赅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即使下级在工作中出了错误，只要对方不是因为粗心大意才出问题，工作态度一向又是勤勤恳恳的，他就总是选择宽容和谅解。
红二、六军团撤离贵州毕节地区时，任弼时让工作人员何辉把一支由地方游散武装改编而来的抗日部队带出来，随红军大部队一同北上，但这支队伍的负责人不愿意离开毕节。何辉没能完成任务，心中忐忑，回到指挥部时已做好了受处分的准备，但任弼时并没有责备他，只是和颜悦色地说：“还算好，你自己安全回来了，连武器也没有被他们下走。”贺龙生气地说：“要不是党的政策，早把他们给收拾了。”
任弼时笑着说：“算交个朋友吧，毕竟来日方长嘛！”
（摘编自《世纪风采》2024年第4期 张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