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孟子》一书阐述政治法律的点睛之论，强调在法治实践中要注重德与法、人与法的结合治理。
传统“德·法·人”结合的法哲学智慧
龙大轩
□《孟子·离娄上》“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经典论述，提出了两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法哲学命题：一是德法关系问题，二是人法关系问题。综观《孟子》之言可知，在德与法之间，孟子更推崇德治，但并不反对法治，认为仅仅依靠善良的道德，不足以治理国家，还须辅以法律之治；在人与法之间，孟子认为法律制度不能自行运转，需要人去施行，故人的作用更为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用专章部署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提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潜藏着丰富的优秀法律文化资源，值得今天去挖掘传承。《孟子·离娄上》“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经典论述，提出了两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法哲学命题：一是德法关系问题，二是人法关系问题。综观《孟子》之言可知，在德与法之间，孟子更推崇德治，但并不反对法治，认为仅仅依靠善良的道德，不足以治理国家，还须辅以法律之治；在人与法之间，孟子认为法律制度不能自行运转，需要人去施行，故人的作用更为重要。这种“德法”“人法”结合而治的思想智慧，为当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坚定的文化自信。
德与法的结合：徒善不足以为政
孟子的德治思想，直接来源于孔子的“德政”理论。《论语·为政》篇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十分倚重道德在政治法律实践中的作用。孟子承其旨趣，大力提倡善德在国家治理中的功用，他认为，人天生就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善端。端为开始、开端之意；善端即善德的源头。对四善端进行教化培育，就能获得“仁义礼智”的善德，将其运用于家庭、社会和国家建设中，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但孟子不满足于善德之治，对法律之治亦持认同态度，故提出了“徒善不足以为政”的论断，光有依赖内心调整的德治是不够的，还得有注重外在约束的法治作为补充，道德与法律需结合而治，才能发挥出更好的治理功效。孟子的这一论述，比起他的先学是一大进步，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的理论对立。
当然，孟子的基本观点还是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在他的理论中法治始终未能取得至上的地位。但正是他的这一论断，启发了后世思想家、实践者对道德与法律的基本思路。战国末期儒学大家荀子就说：“治之经，礼与刑。”礼即德，刑即法，治国之本在于德法并举，进而他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法治理论。在此，荀子依然秉持儒家的主基调，法律应该得到重视，但“重法”的至极也不过是称“霸”。只有做到“隆礼”，以礼义道德为立法宗旨，民众自发遵循，臻至无刑而治之境，方能达到称“王”的效果，“王者之事毕矣”。荀子的礼法论开启了汉代儒法合流的先河。自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始，历代法治实践皆依循道德、法律结合治理的模式创制、施行，历经两汉的“引礼入法”，魏晋南北朝的礼法结合，到隋唐形成礼法合一的格局。故《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法令之属》案语评价唐律“一准乎礼”。此后的宋元明清，沿袭不改。
在传统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中，法治实践呈现鲜明的伦理法特征。首先是以礼义道德作为立法的指导。《后汉书·卓茂传》说：“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立法应契合道德伦理，悖逆者应以道德改良之。如秦朝实行强制告奸法，无视亲疏伦理。汉宣帝时期，鉴于其违背人情，遂出台“亲亲得相首匿”的政策，至唐朝发展为“同居相为隐”的法律原则。其次是以礼义道德作为执法司法的指导。当严格执行法律会严重冲击道德情理时，则用道德变通之。如南朝刘宋时，尹嘉啃老，母诉其不孝。律令规定“违犯教令，敬恭有亏，父母欲杀，皆许之”。故判尹嘉死刑。集体讨论时何承天主张，尹母诉子旨在教化，不宜机械适用死刑，宜改判他刑。最后是以礼义道德作为推进守法的指导。在古代，鉴于民众文化水平有限，普法教育难以实现守法目标，故用道德教化引导民众守法无疑是最佳途径。正如董仲舒所说：“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民众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明是非、知善恶、懂道理、远罪过，自然能产生守法的效果。
人与法的结合：徒法不能以自行
在法治实践中，人与法的作用孰轻孰重，先秦诸子的看法各不相同。法家认为，治国理政，法的作用更为重要，故提倡以法而治、任法而知。其中代表人物慎子，甚至提出“中人之知”的思想，认为只要有良法，中人执之便足以治国；而儒家则强调法律需贤人制定与执行，主张选拔德才兼备者以确保法治之效。孔子提倡“为政在人”“举贤才”便是这一思路，孟子“徒法不能以自行”的说法，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并进而发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的呼吁。在推进法律规则之治的过程中，既要注重法的功能，更要注重人的作用，只有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让法治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纵观历史，人在法治实践中的作用似乎更为突出。明代胡居仁的《居业录》中说：“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强调了人在法律制度执行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样的法律，不同的人去推行，效果就会不同。正如海瑞在《治黎策》中所说：“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光有法律，没有态度认真、能力过硬的人来施行，那么法律应有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既然在法治实践中人的作用更为重要，故历代政权特别注重执法司法官员的选拔考核。一是重视官员的品德修养，贵在“廉”。两汉魏晋南北朝，选拔官员常用察举制，隋唐以后则主要依赖科举制，察举与科举均以品德为核心，又以“廉”为底线，可分三个层次：廉洁。《广雅》说：“廉，清也。”对待财富利益要清廉；廉明。《周礼》有六廉之说，其中有廉能、廉辨。对待工作事务要廉明；廉正。《广雅》说：“廉，棱也。”《汉书·武帝纪》说：“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对待压力要扛得住。廉洁让人在利益面前不动摇，廉明让人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廉正让人在压力面前不屈服，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维护法律正义，秉公执法。二是重视官员的法律素养，贵在“严”。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做法，对官员的法律素养要求极高，后来的察举制、科举制选官，有专门的“明法”科。以秦为例，商鞅“为法令，置官吏”，在各级衙门设置专门掌管法令的法官和法吏，他们必须精通国家颁布的法令，抄录法令条文要求极严，故意篡改的，“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秦朝的这一套做法存在历史局限性，但注重官员法律素养的精神值得借鉴。
“德·法·人”结合的思想启示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揭示了德与法、人与法需结合而治的法哲学意蕴，国家治理既要靠德治，又要靠法治，而德法的实施推行，靠的则是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至关重要”“要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一方面，要用道德滋养法律，推进法治建设健康发展。没有道德滋养，法治文化就缺乏源头活水。道德是法律的根基，缺乏道德会使制度建设走偏，生出不仁之规。比如秦朝“弃礼任法”，推行强制告奸政策，出现了“夫有罪，妻先告，不收”这样的规定。“以德治国”中的“以”字，在《说文解字》中解读“用也”，有依靠、运用之意。德治的真谛就是将良好的道德运用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具体实践中去，使法律的制定实施获得良好的情理基础和价值认同。法治不应该是冷冰冰的条文之治，而应充满人文关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只有用道德去滋养法律，法治才会有温度，民众才会自觉地尊法守法，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要用法律保障道德，促进以德治国深入落实。道德实践需法律支撑，否则道德易流于形式。特别是法治工作队伍必须以德法兼修为追求，才能使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现法律、社会与政治效果的统一。“法者，治之端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领导干部要做尊法的模范，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做学法的模范，带头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做守法的模范，带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做用法的模范，带头厉行法治、依法办事”。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孟子》一书阐述政治法律的点睛之论，强调在法治实践中要注重德与法、人与法的结合治理。这样的思想智慧，对我们在新时代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作者分别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创新研究》（批准号：2023ZTZD2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