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上杭，古田会议纪念馆前的雕塑。
本书编写组 编写 中国方正出版社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纪律自建党伊始就是维护全党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根本保障，就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有力武器。
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把政治的自觉性、纪律的严肃性结合起来，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纪律从这里来》一书，透过一份份斑驳的告示、一幅幅发黄的照片、一张张模糊的收据等，挖掘其背后的纪律故事，以点带面，展示了抽象的、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传承的、发展的纪律，让读者真切感受到“纪律从这里来”。
“上次你们留下钱和信，这次我们备下好饭菜”
在福建省漳平市杨美村的一面墙壁上，保存着一封90多年前红军的“留款信”。1929年8月20日，红军进驻杨美村休整。进村之前，村里的百姓纷纷带着财物躲进深山老林。然而就在8天之后，当红军再次途经该村时，百姓们纷纷喊道“救星来啦”，这一次，他们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热情招待红军。
仅仅8天时间，群众对红军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纪律从这里来》以群众的视角，来体现党领导下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有的老乡回家后，甚至不相信自己家里曾经住过红军，只是发现墙角陈年的灰尘被清扫干净了，这才知道红军来过。”“柜台上的一个瓷盘里，有卖剩下来的几颗‘西瓜糖’和一包拆散的纸烟。红军走后，糖一颗没动，烟一根不少”……
在村民苏和家的墙壁上，红军留下了一封信：“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廿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苏和的堂哥）老板手里。”
严格的纪律带来的是群众反应的变化。“上次你们来，留下钱和信；这次你们来，我已备下好饭菜。”我们党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封泛黄的信纸。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凉水乡，借宿在村民赵金和家。与赵金和协商后，红军向他购买了一头肥猪，并请他带了一段路。事后红军给了赵金和苏维埃币17.5元和一张兑换条作为买猪和带路费用。1952年，赵金和之子凭兑换条在当地银行将苏维埃币兑换成人民币。
“为了谁、依靠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彻底划清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旧军队的界线，使党组织真正成为“领导的中枢”，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使党领导的军队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经得起各种严峻考验，得到人民的真诚拥护和欢迎。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加强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红军进城，纪律先行”等一件件看似沧海一粟的小事，赢得群众、赢得胜利。
纪律是发展演进的，纪律体系越来越完备、规定越来越具体，但不管内容怎样变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没有变。从“三项纪律”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再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入村规定”到“入城守则”，从党的章程中的专章，再到一部部独立的党内法规，它们跨越时空，成为我们党永不磨灭的历史印记和文化符号，永远融在共产党人的血液里。
“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这首当年的歌谣，连同如林的担架、如流的推车、如箭的小船，一起见证了亿万人民是如何一心跟着共产党的。正如《纪律从这里来》一书所言，当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看到解放军夜宿上海街头的照片时，感慨而出：“我这才明白，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数百万大军了。”
“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抗战时期，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公里的路程，立志救亡的革命青年排除万难，源源不断涌向红色圣地。延安成为全国瞩目的地方，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都在关注着这里。如何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
《纪律从这里来》一书中，展示了现存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一件旧皮包。皮包的主人，是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雷经天不仅见证了共产党局部执政“试验田”中司法建设取得的长足发展，而且也见证了共产党在经受执政考验时作出的坚定纪律抉择。
1937年10月5日，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枪杀学员刘茜案发。此案在延安乃至全国引起轰动。如何处理此事，关系着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最终黄克功被执行死刑。
黄克功事件对党的纪律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借由雷经天之口，毛泽东关于法与纪的重要思想被当众宣读——“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这也成为此后我们党执行纪律的基本要求。
我们党对成员的纪律要求，过去严格，现在严格，将来仍要严格。这也是我们党形成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因素。
纵观党史，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书中梳理了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纪律说在前头、讲在明处的事例。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提出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在西柏坡立下“六条规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中央提出“必须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保障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以制定和执行《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破题，与时俱进深化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历经千锤百炼，我们党越发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正如本书寄语，“党要始终走在前、做表率，就必须有比群众更高的纪律要求；要保持执政地位，就必须反对特殊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今天的‘已然’中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必然’，我们只有从历史中去深刻感悟这种‘必然’，才能更加坚定做好当前的‘已然’，才能顺应历史潮流赢得‘未然’！”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进入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许多解放区连成一片，但各地仍长期保留着自治权，存在一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这些倾向在新的形势下，已经严重影响革命事业的发展。站在政治高度，党中央决定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以加强集中统一指挥。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从当年起必须改正下级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的不良习惯。按照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但指示发出半年多，东北局却未按中央要求作综合报告。对此，毛泽东给予严厉批评，指出“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收到毛泽东措辞严厉的批评电后，东北局分别于8月15日和19日向中央作了检讨，认为“没有提到政治的组织的原则高度去认识”“是一种政治上的错误与组织上的违犯纪律的行为”。
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请示报告制度是西柏坡时期立下的重要“规矩”之一。在这次“不同寻常的点名批评”的背后，也验证了一点：在党的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
1948年毛泽东和党中央抓纪律建设，有力制止了党内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保证了党中央领导的集中统一，为争取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就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唱，“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发出号召：“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纪律从这里来》一书，收录了我们党百年征程中关于纪律的诸多经典名句，这些纪律要求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经过思想沉淀，成为宝贵财富，并传承和发展下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请示报告制度等，跨越时空界限，现在依然是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来的“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党的七大上正式写入党章，一直作为党的最根本的组织纪律。进入新时代，在“四个服从”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更加严明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形成了“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等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在继承传统、观照现实基础上，讲明白前人在纪律面前是怎么做的，引导党员想明白自己该怎么做，切实将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这是本书所要展示的真正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