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早已无法用教条化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迫切需要在思想、理论、话语、价值、文化、文明上也强起来；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新时代中国，迫切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中国与世界，用自己的声音来描绘中国与世界，用自己的手笔来书写中国与世界。
鄢一龙著《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就是这样的努力与尝试。全书从三个角度体现了研究阐释中国道路的方法论。其一，路是走出来的，研究阐释中国道路须以实践为基础；其二，要走“人间正道”，研究阐释中国道路要以人民为中心；其三，路漫漫其修远兮，研究阐释中国道路宜以社会主义为方法。
道在脚下：以实践为基础
《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主体架构共分五篇，首篇即“中国话语方法论”，其后则从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治理模式、中国与世界四个方面解读中国道路、阐发中国道理。故而，廓清“中国话语方法论”是解读中国道路、阐发中国道理的前提。
书中提出“实践为体”“一体三用”，即以现代中国实践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西方理论为用。认识中国道路的理论工具箱并非不能包括西方理论，但要看到它只是其中可参用的一种，且只是“用”而已。解读中国道路，必须回归中国实践，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从活生生的中国实际出发，而非从任何一种既有的外在理论框架出发，否则就仍难逃形而上学的圈套。中国学界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认同“以中国为中心”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这是可喜的，但“中国”最根本的意思只能是日新又新的“中国实践”，也就是“中国哲学”需要面对的“中国社会现实”。
以实践为基础的方法论转向，意味着“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研究”，从刻板的“理论假设——实证检验”研究路径转向“‘事实浸泡’——理论对话——理论假设——实证检验”研究路径。什么是“事实浸泡”？就是“浸入实践过程，而不仅仅是收集资料后进行归纳，包括参与政策研究、现场调研、深度访谈、解剖麻雀等方式”。通观全书可知，作者对于“国情”的长期“浸泡”，尤其是长期从事五年规划研究的经历，以及大量的实地调研，为其从中国实践出发构建新的理论提供了经验基础和重要条件。比如，基于五年规划研究，提出“整体知识运用机制”“国家目标治理体制”“集思广益型决策体制”等既具有解释力又具有标识度的概念，为读者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政治经济新体制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论证。
著名社会学家黄宗智倡导“实践社会科学”，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连接理论与实践。在他看来，那条位于理论理性和实践逻辑之间的正道，早已为“毛泽东思想”所探明。黄宗智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洞见在于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学术界和理论家们较普遍忽视的关键问题，即怎样在实践和理论间进行媒介连接。”书中论及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认识论，认为理论与实践在相互作用中的“反射性演进过程”“将出现毛泽东所说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又变物质的两次飞跃”。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开创的。研究阐释中国道路的方法论，早已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里。需注意的是，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一旦被教条化、教义化对待，而不是被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工具和方法，那么其生命力和创造性也就离黯然消退不远了。因此，一方面要坚守“道在脚下”，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构建中国理论、阐发中国道理；另一方面还要坚持正确思想指导，化理论为方法。
人间正道：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指出：“中国道路是人类新路，是人间正道，是人类的一种新秩序；中国道理是中国道路之理、有道之理、中道之理，是人类的一种新知识体系。”中国道路之所以是“新路”“正道”，并具有“人类”意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有先进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有崇高的价值理想作目标。“中国社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秩序，人民主体、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体制的‘铁三角’，也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元概念。”
人民主体和党的领导都较好理解，难点是怎么理解社会主义。书中提到：在这个“铁三角”中，“社会主义就是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社会主义是共生经济、共享分配、共同富裕、共同理想的人类社会新路”。正是因为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中国道路才堪称“人间正道”“人类新秩序”，从中国道路中得出的中国道理才是“有道之理”“中道之理”。
书中论述中国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治理模式、中国与世界的四篇，也就是阐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本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阐释显示出，从中国实践经验出发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与西方社会科学殊为不同。在西方资本主义秩序下，社会被分割为高度原子化的个体，因此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奉行个人主义方法论，也基本符合其社会结构原则与内在精神。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中国社会科学所秉承的方法论，可以称为社会主义或共同体主义的方法论。这其实也正是中国道路的方法论，体现的正是一切发展为了人民的中心思想。
道阻且长：以社会主义为方法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分散性知识与整体性知识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规划主要在整体性知识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发挥作用，而市场主要在分散性知识和私人产品提供领域发挥作用，因此可形成一种复合优势。目标治理体制即通过运用整体性知识制定国家规划，调动各方积极性，引导资源配置，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推动目标实现的国家治理方式。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民生福祉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民生国家最核心的理念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理念，是以促进人民发展能力为中心的，由个体、共同体与国家共同承担的改善人民福祉的制度强调的是共同权利与共同责任，其功能在生产、一次分配与再分配方面都发挥作用。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显然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相结合。有效需求不足是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不平衡的分配方式所决定，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更大的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市场经济之外，还存在公共机制将潜在需求现实化，从而可以创造更大的有效需求空间。新需求管理主要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推动公共消费、公共投资与挖掘全球潜在需求，来拓展有效需求空间，促进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通过分工协同更有效整合资源，共同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基于中国实践，本书将中国政治体制概括为“七权分工”，即通过权力的统合、交叉来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分工与配合，从而更高效地实现公共职能。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集思广益型决策体制。作者把集思广益型决策分为五个阶段，即屈群策、集众思、广征询、合决议、告四方。中国五年计划或规划的制定是一个不断从民主到集中再到民主再到集中的过程，凝结了全党全国全社会的意志与智慧，最后上升为法律，成为全国人民一致奋斗的纲领和目标。它体现了中国决策过程的鲜明特点，即重视调研、大众参与、协商民主、民主集中、科学民主。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就是民主集中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把科学性与民主性有机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通过先锋政党、有为政府、共益市场与有机社会四个要素共同保障中国式善治。善治的根本在于最大程度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先锋政党的领导是中国善治的关键与根本优势，它决定了中国是有为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是共益市场而非自由市场，是有机社会而非公民社会。中国政治体制之所以是分工体制而非分立体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党中央领导权的统合。决定中国未来根本走向的，是党的领导权与资本权力这两种总体性权力的博弈。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把共同体主义作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范式。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21世纪国际关系提供了共同体主义新范式。共同体主义的安全观是普遍安全观，共同体主义的发展观是共同发展观，共同体主义的文明观是文明交融观，共同体主义强调结伴而不结盟。共同体主义顺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现实，回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挑战，同时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社会向“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新型社会共同体发展的根本方向。以社会主义为方法，就是要在清醒认知“道阻且长”的现实约束条件下，更加自觉地推动中国和世界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去发展、去进步。（刘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