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其中提到的卢作孚，就是以“爱国实业家”著称于世。

　　1925年，卢作孚创办民生航运公司之时，全公司只有几个人，全部家当只有一艘70吨位的小客轮。但卢作孚为公司制定的宗旨却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明确表明民生航运公司的创办，不是为了个人的发财致富，而是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民族航运事业和国家的繁荣富强。

　　卢作孚的爱国精神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得格外突出。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卢作孚受命于危难之中，先后出任负责战时全国水陆交通运输的交通部常务次长和负责前后方粮食供应的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非常出色地完成了繁重而艰难的任务。而发生在1938年10月至11月之间40天的宜昌大撤退，则是卢作孚爱国精神最集中、最精彩的体现。

　　宜昌素有“长江咽喉，入川门户”之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距武汉直线距离仅300公里的宜昌便成了通过长江三峡撤往大后方的关键之地。然而彼时的宜昌，却是极度拥塞、混乱的场面：一是滞留了3万多难民，拥挤在当时仅2平方公里的城区，不少难民已无房可住，只能露宿街头。二是宜昌两岸码头已摆满了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都是从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工厂企业拆迁转运来的。这些摆放得乱七八糟的机器设备，按卢作孚的说法：“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此时此刻的宜昌，能开往大后方的只有民生航运公司22艘轮船和其他中国轮船公司的2艘轮船，还有几艘外国轮船。按常规，仅靠这些轮船，要把3万多难民和近10万吨物资运往重庆，起码要一年的时间。但日军已逼近宜昌，而且长江上游一年一度的枯水期还有40天就要到了，届时水位急剧下降，稍大一点的轮船也无法开了。

　　面对宜昌“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的严峻形势，卢作孚到各码头视察，并登上轮船，了解各轮船的性能、运载量及运行状况，同技术人员深入讨论。通过紧急调研、反复推演，卢作孚终于拟定出一整套在40天内将滞留宜昌的全部难民和近10万吨物资抢运出宜昌的方案。最终，在40天内，拥塞在宜昌的难民和绝大部分物资被抢运出了宜昌。今天，位于宜昌的大撤退纪念园的主体雕塑上刻有这样一段纪念铭文：“发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宜昌大撤退，是一部民族救亡的悲壮史诗和英雄乐章……民族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临危受命交通部次长兼疏运总指挥，以超凡勇智，赴宜督导……将民族工业精华近10万吨物资设备，3万人员如期成功转移，演绎了中国大内迁最壮观的一幕。”

　　让人感动的是，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卢作孚和民生航运公司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宁肯公司吃亏，也绝不发国难财。如在宜昌大撤退中，船少而人多货多。应该说，这正是轮船公司哄抬运价，大发横财的好时机。但卢作孚却不为所动，坚持原价收取运费。卢作孚提到当时参与宜昌大撤退的那几艘外国轮船：“由于中立关系，他们只运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东西”，而且每吨运费高达三百元到四百元。而民生航运公司的运费却不变：“兵工器材只收三十到三十七元，其他公物只收四十余元，民间器材只收六十余元到八十余元。”更可佩的是，对于身无分文的难民、难童，甚至学校的师生，民生航运公司决定不收一分钱，免费运送。如复旦大学、金陵大学1000多名师生及大量图书设备和实验仪器都是免费从宜昌运往大后方的。

　　在卢作孚的领导下，民生航运公司在整个抗战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向前线输送了270多万抗日将士和无数武器装备，向大后方运送了150多万难民和数十万吨物资。1943年6月23日，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应邀到民生航运公司讲演。他一开口便说：“今天到民生公司来讲演很是光荣啊!因为很多人称赞民生公司是救国公司。”

　　由于民生航运公司在抗战中伤亡近200人，被炸沉炸伤轮船近百艘，又低价甚至免费运送学生、难童、军人，以致公司严重亏损。1942年4月8日，在民生航运公司举行的股东大会上，作为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深感对不起公司的股东和全体职工，竟大哭起来。在场的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拍案而起，当场挥毫泼墨：“公司亏本对不起股东，对不起职工，为抗战而亏本，公司对得起国家，即股东对得起国家。没有国家，哪有公司，中华复兴之日，就是公司复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