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一景。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武夷山不仅山水秀丽，而且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新华社发）
对于荒野的认识转变，推动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
记者：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在哪里，当时为何起意要设立国家公园？
廖凌云：追溯历史，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是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为了保护美国西北部的黄石河源头独特的自然景观，避免私人开发和实现社会共享，1872年美国通过《黄石国家公园保护法》，美国怀俄明州80万公顷的土地被划定为黄石国家公园。1962年，美国西雅图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国家公园大会上正式宣布“黄石公园是世界上第一个这一类型的国家公园”，这标志着黄石公园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的身份获得世界公认。
美国国家公园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荒野景观并将其作为人民大众旅游娱乐的“公园或游乐场”。最初北美大陆的殖民者来自欧洲，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荒野被认为是邪恶的，他们对荒野持有征服和支配的心态。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中，随着资源的消耗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荒野的多元价值被重新审视，荒野的美丽被认为是可以展现美国独特性的存在。艾尔弗雷德·朗特提出的“风景民族主义”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国家公园在美国的起源，美国在与欧洲文化相比较时产生“文化焦虑”，设立国家公园是为了“从风景中寻求国家认同”。
记者：我读到一则材料，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设立国家公园建议的是一位风景画家卡特林，时间在1832年，这正好是浪漫主义的时代，浪漫主义、风景画是否促进了国家公园的兴起？
廖凌云：卡特林提出的建议是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的表述。1832年5月，边疆风景画家乔治·卡特林在西部旅行中发现荒野“是多么美丽而激动人心”，但与此同时，他也发现美国的西进运动对印第安文明的破坏，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提议要建“一个国家公园，其中有人也有野兽，所有的一切都在自然之美中处于原始和鲜活的状态。”
国家公园的兴起原因之一，是对荒野价值认识的转变，它一定程度受到19世纪上半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浪漫主义促进了国家公园的兴起。浪漫主义表达了前所未有的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尊重，不仅解构了传统观念中荒野作为“恶的象征”的形象，而且还赋予其美学和精神上的重要价值，使其成为文学、艺术的源泉。风景画等艺术作品也越来越聚焦于荒野景观，让荒野得到社会认可，也唤起大众对这些景观可能消失的担忧。
记者：对于大众而言，园林和荒野似乎是两极，作为园林研究者，您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
廖凌云：我们前面提到了国家公园的兴起与对荒野的认识的转变有关，提到了风景画家卡特林，实际上美国国家公园运动最大的支持力量是以约翰·缪尔为代表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他们认同荒野的美学和精神价值，呼唤民众关注和感悟荒野，并积极推动发起设立国家公园的运动。
一方面国家公园的发展源于对荒野价值的重新审视，另一方面荒野保护的载体主要依托国家公园这类自然保护地。美国早期的开拓者认为荒野是无用的，开发与征服荒野是时代的主流。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出现了从征服荒野向保护荒野的思想转变。在大量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美国于1964年通过《荒野法》，将“认定荒野区”作为联邦土地中保护级别最高的土地进行管理，并建立了美国国家荒野保护体系。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建立和发展，而荒野保护体系也在国家公园和森林保护的基础上逐渐形成。
论及园林与荒野的关系，荒野是区域尺度园林景观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荒野保护是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研究方向的主要议题。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变程度形成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连续带谱，这就是荒野连续谱，即荒野地是人类影响程度最低和较低的自然区域，城市和荒野地是连续谱上的两极，但在人工园林内也可营造近自然的、具有荒野特征的景观。
国家公园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
记者：国家公园这个概念是怎么传到了中国？
廖凌云：20世纪初，国家公园概念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我国的报刊上也出现了国家公园的报道，但当时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们还无法系统建设自己的国家公园。
1982年，我国启动了风景名胜区体系建设。1990年，有关部门开始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阐释为国际上通行的国家公园，对外翻译为“National Park of China”。风景名胜区体系是我国从借鉴国外国家公园体系的经验中开创出的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类型。
21世纪初，在国际交流合作的大发展下，我国迎来了各地探索创建国家公园的新浪潮。2006年，云南省着手试点建设国家公园。2008年，黑龙江省试点建设“汤旺河国家公园”。随后，西藏、青海、浙江等省区也出现了试点建设国家公园的动向与举措。直至“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我国正式开启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并接连出台系列政策，从建设国家公园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建设内容、主管机构、功能定位等方面进行了总体部署。《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和《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印发，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已经初步完成顶层设计，明确了国家公园在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时，宣布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三大理念
记者：我们今天建设国家公园，应当可以从其他国家建设国家公园的经验中获得不少启示，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公园可以在哪些方面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色？
廖凌云：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初期，研究国际案例探讨经验借鉴是主流，相关研究也结集成册出版，如《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研究》、《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国际镜鉴与现实操作》、《百年国家公园体系建设与管理分析：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研究》、《中国国家公园发展的路径选择：国际经验与案例研究》等。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三大理念。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特色的山水文化给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在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建立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是保障中国国土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相比以美景保护为初始目标的早期黄石国家公园，大尺度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保护的战略地位高得多，所肩负的时代责任也重要得多。
中国的名山大川，不仅能激发大众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而且蕴含着中国古人山水营建的智慧，建议远期也应充分纳入中国国家公园体系，有助于中国的国家公园建设出自己的特色。
记者：国家公园是人民的公园，要有一定的区域对公众开放，但您还关注到了另外一种人群，即国家公园中的社区，这些人也许祖祖辈辈就居住在这里，那么国家公园的建设对于他们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影响。
廖凌云：国家公园社区一直是我关注的议题。国家公园建设以生态保护为首要目标，有利于提升社区生态福祉，保障绿水青山的幸福感。国家公园的宣传推广也可以提升地区知名度，促进地方生态产品的发展与品牌增值。
另一方面社区管理与协调机制有待积极创新推进。我曾专门围绕武夷山国家公园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进行研究，建构了基于多尺度问题分析的社区规划优化框架。基于研究发现，伴随着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需要更加优化，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也纷纷探索建立不同模式的社区协调机制或社区共管机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以武夷山试点为例，其通过执法大队与所在乡镇建立联动工作机制探索社区共管和“用10%面积的生态产业发展，换取90%面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模式，规定红线范围内不采伐林木、不捕猎、不违规开垦茶园，签订地役权合同，引导并带动茶、旅、竹三大非资源消耗型生态产业发展，探索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共赢。
（嘉宾简介：廖凌云，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副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团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