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士大夫精神重塑新时代领导干部精神世界，既是对中华优秀文化深厚底蕴的映照，亦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优秀文化的传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士大夫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以其独特的内涵标明了士大夫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精神特质。时至今日，“士”对人们的影响潜移默化，完成本科学业获得的学位为学士；研究生获得的学位称为硕士；而后为博士，连缀起学子求学的内在理路，在此也可以感受到士文化的源远流长。放眼当下，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交汇点。急需有理想、有知识、有力量的优秀干部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所以继承弘扬好中华士大夫精神尤为重要。中国自古便把重视道德操守、忠君爱国、严于律己的这类精英阶层统称为“士大夫”。本质上，古代士大夫这一特殊阶层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基础，与我们新时代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士大夫精神对新时代领导干部精神世界的重塑具有重要的指引和启迪作用。
一、士大夫精神内涵之表现
（一）士大夫的内涵
“士大夫”包含了两个词：其一是士，再者是大夫。在西周时期，士和大夫均指贵族阶层。随着朝代更替，战国以后，士成为社会平民以及发展为读书人的泛称，而“大夫”则是官员的泛称。“士大夫”就是兼具知识分子和行政官僚双重身份，概括起来即由平民通过努力奋斗而上升为社会精英的群体，他们既承担文化创造、行政管理双重职责，又承担社会教化职能。作为独特的一个社会阶层，在其各方面工作的高度自觉中，凝聚了高尚的情怀追求，塑造了别具一格的士大夫精神。其在外在表现上多呈现不同形态，但在内核本质上赓续传承，如爱国敬业、勤政廉洁、忠诚为民等一直延续至今。
（二）士大夫精神的表现
1.外在形态
士大夫精神的产生、发展随朝代更迭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受所处不同时代的影响，士大夫精神也会出现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
（1）道为信仰
士大夫阶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精神的核心也在这一时期奠定，核心即“道”，提倡“士志于道”的精神。古有“朝闻道，夕死可矣”，又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那么何为“道”，什么又是士大夫的使命和追求，引用孔子的话来讲，受当时士人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的双重焦虑下，士大夫便必须承担社会责任，重建一种好的社会秩序。认为世间万物都应遵循道，即使坚守道会受到他人的反驳排挤，依然要一以贯之，这是士大夫的精神目标和信仰支柱。当然，处在君主制下的士大夫并非可以做到事事依道，由于士大夫本身具有双重身份，除去文化知识的追随者身份外，也是君王的臣子，听从君命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当“道”与君权发生冲突时，便很难做出抉择，面对“道统”与“治统”的背道而驰，士大夫们选择了坚守自己的道，也便出现了所谓的“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体现了坚守心中道义，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高尚情怀。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危机下，与封建势力作斗争，进行维新变法的主要代表人物谭嗣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以死殉法并发出呐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为变法而牺牲正是完美阐释了以身殉道，永远的献身于自己所追求的道。
（2）回归本心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思想也随时代变化而发展，所谓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固板思想面临崩溃。人们所关注的焦虑也由社会群体变为个体自身，发展为崇尚“率性自由”，倡导独立，更多的寻求个体心灵的自由和超脱，遵循用直觉本心去生活，率性自由而不被世俗所束缚，关注人的发展。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及其灭亡都是自然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指出，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理解中必然包含灭亡的理解，而人生短短几十年，人所能做的，也就是利用有限的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在这一阶段，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改变，不再是完全地考虑自己对家国天下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是注重寻找个体自我的价值。这样的士大夫精神，代表了作为士大夫个体的精神追求，在个体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又促进了整个士大夫群体价值的实现。主张追求生命和心灵享受的双重快乐，便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也有了“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是非之而不加沮”的安贫乐道。近代新文化运动这场具有重大启示性的启蒙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争取自由权利等思想也是受到士大夫精神中率真性格的启发。
（3）圣贤气象
宋朝时期，盛行起了“圣贤气象”的士大夫精神。历史的年轮滚滚前进，士大夫精神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并随时代、实践的发展不断整合精华、开拓创新。宋代重文轻武，文官士大夫的地位显著提升，士大夫阶层成为君主治理天下的肱骨之臣，所以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非常强，既有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博大胸襟，又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这些在士大夫的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有张载的为百姓请命、为天下安定拼搏；又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与魏晋时期的“士志于道”有很大相通性，当然，也并未抛弃前一阶段率性洒脱的追求，巧妙地把这两种精神有机结合在一起，在追求国家情怀面前，也不放弃怡然自得的超脱境界。为孤独的追求大“道”增添了一丝感情色彩，也为率性洒脱的追求自由增添了几分民族大义。坚持社会道义的同时，不放弃自我道德价值追求，这对于现代社会中正确处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4）内圣外王
明清时期，颂扬经世致用，倡导“内圣外王”。如果说，宋代时期士大夫精神把个体自由率性与社会责任较好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明清时期士大夫精神则完成了一小阶段内的量变向质变飞跃。从宋代以来的重文轻武政策以及明朝灭亡的教训中进行总结。长时期的重文政策，培养了一大批过于注重道德修养的“圣贤”，却忽视了对于能力的把控。这部分人往往没有管理社会的能力，遇到困难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一定要把能力与圣贤之心融会贯通。
2.内在本质
在士大夫精神的历史变迁中，虽然具体表现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各异，但深层本质一直为历代仁人志士所继承、践行、传递和弘扬。从时间维度来看，随着朝代更迭以及历史的沉淀，士大夫精神的具体表现形态看似不断变化，融入新的价值追求，但其本质精神一直为我们所继承、弘扬。首先便是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历经5000多年连绵不断，这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有受到外敌侵略的时候，而中国士大夫精神在此处彰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正是一代代士大夫们前赴后继，英勇卫国，才促使我们泱泱大国文化不曾中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士大夫的呐喊。其次，任责天下的精神，士大夫们不断积累学识、成为博学多才、学富五车的国家栋梁，运用自己的卓越才能去治理国家，为实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殚精竭虑。再者，传承孔子“仁爱”精神，为民请命，为天下苍生祈福，使百姓安居乐业。亦或不为五斗米折腰，安贫乐道、清正廉洁、甘于奉献的精神。这些都是士大夫精神的精华，不论士大夫精神的主要表现方式随着时代如何进行变化，这些内在本质都是我们所不断继承、实践、传递和弘扬的，也是我们新时代领导干部汲取精神营养的文化源泉。
二、以士大夫精神培育领导干部的启示探索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深厚文化底蕴，凝练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价值追求，士大夫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支柱。因此，对于新时代塑造领导干部精神世界也不能抛弃优秀的士大夫精神而在空中楼阁中构建，应该借鉴传统、取其精华。对于当代一些领导干部为民服务不实在、不上心、不尽力的现象，其所欠缺的品质与古代士大夫精神的内涵高度契合。我们更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赓续士大夫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中讲到，要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
（一）不忘初心，以身殉“道”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领导干部，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便是我们一生的信仰和追求。理想信念是精神上的“钙”。没有“钙”，也就毫无信仰可言，坚定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深层内核，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前进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中国之所以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家影响力不断强大，正是无数仁人志士坚定信念、无数革命先辈坚守“道”的结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古代士大夫为了追求“道”而不惜“以身殉道”，而如今，这便是我们的“道”，当代领导干部必须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观，时刻谨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国梦”而拼搏。
（二）求真务实，勇当先锋
概言之，求真务实的精神是一种英雄做事的担当精神。但凡办大事，必须有担当，将功名置之度外，新时代需要领导干部有担当有作为。正所谓“士志于道”是古代士大夫精神的核心精神，而他们心中的道正是以天下为己任，任责于天下，勇于担当，舍生取义，是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每当危难降临，不惜用自己的牺牲去换取国家的安全。是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冲锋陷阵；是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高风亮节；是王昌龄“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视死如归，也是谭嗣同的慷慨赴死。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无数革命先辈前赴后继，许许多多先进典型争做先锋，正是拥有这种担当作为、攻坚克难的精神，我们党才能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求真务实，亦是指做真正的自己，也应率性而为。物因有棱角才显露锋芒，人具有个性才会显现风骨。干部也不仅仅是成熟、稳重、服从的代表，每个干部都应充分发挥个性优势。在真切、自由的环境，去提升自身的使命感、责任感，在实现个体价值的同时，推动整体社会价值的实现，做敢说、敢干、敢闯的新时代“特色”干部，这也是士大夫精神给我们带来的启发。
若想成为一名好干部，便要勇于担当、主动作为，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面对足以胜任的工作，争当先锋；遇到困难，认真分析问题，努力去解决问题；遇到错事，勇于改正，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俱进，从容面对将来更大的挑战与任务。
（三）德才一体，修身养性
在中国古代，士以学识立身，服务社会。当然在知识改变世界的今天，更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内外兼修，潜心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抬头做人、低头做事，脚踏实地，培养专业能力过硬的领导干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育我们的精神家园。”从思想上、行动上同步跟随党的步伐，不能只学不练，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只有练就过硬本领，才能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道路上啃下“硬骨头”、斩掉“拦路虎”。
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便是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注重自身道德修养。中华民族钟灵毓秀，人才辈出，不缺有能力的人，反之，若我们资质平平，安守本分即可。若没有道德的人学富五车，成为祖国的毒瘤更是危害，所以对于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一定是第一位的。
从士大夫的基本情怀映现中，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即既要有道德，又要有能力；既要满腹才华，又要忠于祖国。新时代领导干部应该努力提升自身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提升自身各方面的能力，练就一身过硬的综合实力，才能牢牢守住手中第一道防线，做好新时代领导干部。
（四）作风正派，两袖清风
自古以来，“慎独”都是士大夫、官员评判的一条重要标准。“慎独”指坚守自我道德本性的自律，古代士大夫的典型模范都清廉自守，淡泊名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安贫乐道，克己奉公”正是他们的写照，王阳明的致良知更是有力诠释。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融入新时代领导干部的价值取向、生活作风、工作行为中。
正所谓水不流动便会腐臭，官员不廉洁那便是一个失败的干部。我党一直在严惩贪污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让权利充分在阳光下运行。新时代领导干部要发扬士大夫“慎独守正”的精神，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讲规矩、守纪律，在生活上厉行节约，力行俭朴。共产党人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能既想“升官”，又想“发财”。时刻谨记自己是人民公仆，勤政务实，清正廉洁，作风正派、两袖清风。
（五）甘于奉献，忠于人民
士大夫“仁政”精神内涵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仁政”思想重视和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正照应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根本立场，因此领导干部也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
好干部的第一标准是信念坚定，而此信念正是指领导干部对于祖国、人民是否忠诚。我党的四大危险也指出，脱离群众的危险是党执政后最大的风险，这要求广大领导干部高度警醒，必须识民情、体民意、解民忧。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领导干部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努力达到新时代领导干部标准的同时，更要增强领导干部对于传统优秀文化的文化自信。要坚持学习优秀传统经典，形成示范效应，营造爱学、学好的良好氛围，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学习热情。“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士大夫精神的简单阐述以及论述其在修德、为官、治国方面留下的不可替代的宝贵精神资源，深入挖掘士大夫精神的时代价值，以及与时俱进地对其本质内涵进行创新、丰富和发展，希望以此总结些许有助于重塑新时代领导干部精神世界的经验，实现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的当代价值意蕴。若能深入汲取士大夫精神中的营养成分，当代领导干部定能获取能力提升，国泰民安、政清人和。（谭备战 高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