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救兄殴伤人命案中，司法官员从法律适用之公允出发，特别考虑到救兄行为的正当性，对律例文意作创造性解释，使得裁断结果更加符合法理人情。
韩伟
清代道光年间，贵州发生一起殴斗命案，因案情复杂，由督抚至朝廷两级司法机关审理，准情核法，最终才作出判决。案件的起因是，李如柏因索要欠款，与蔡明璟发生口角，进而引发殴斗，蔡明璟力强，将李如柏囟门骨殴伤，致其倒地。李如柏的弟弟李如贵正好路过，见此情形，赶忙上前救护，情急之下将蔡明璟戳伤，蔡伤势较重，在不久后死亡。李如贵将其兄李如柏救回后，虽努力医治，但因破骨伤重，亦在七十多日后身亡。至此，一起看似简单的民间欠款纠纷，导致两人死亡，李如贵也因涉命案被当地官府拘捕关押。
李如贵因救兄情急，造成蔡明璟身死，应承担何种罪责？在传统的刑事法律观念下，人命至重，需要经过司法机关层层复核，最终若判处死刑，还要由最高统治者即皇帝亲自定夺。在清代，地方刑案的复核流程一般是：地方的流放、充军，以及涉及人命的徒罪案件，经州县地方审理，本省督抚复核后，要用咨文这种文书，将全案报送刑部定罪，然后再由地方官发落执行。作为朝廷司法机关的刑部，内设与各地方布政司对应的清吏司，包括直隶、江南、浙江、湖广、陕西、福建、四川、贵州、云南等，最初为十四清吏司，康熙之后，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刑部形成了十八清吏司的格局，由各清吏司分别处理地方报送的刑案。为了更好地实现监督制约的效果，刑部的官员还分为不同类别，包括司官、堂官、吏。针对具体的刑事案件，司官的职责是对案件的审理、核拟提出建议，表现形式是“主稿”；堂官的职责是对司官的建议进行决策，表现形式是“画稿”。书吏则负责文书的收掌、抄写或递送。乾隆之前，各清吏司在审理得出初步裁断意见后，即亲自持稿，向堂官汇报案件的核拟情况，即“说堂”。乾隆中期后，随着人口激增，各类案件数量增长，“说堂”给堂官带来巨大的压力，特别是疑难案件，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改革了运作模式，遇到疑难案件，由拥有更多律学专门人才的律例馆介入，堂官根据律例馆的意见，或准或驳，经再三商榷后确定裁断意见，以体现刑案之慎。
李如贵人命案发生于贵州，地方督抚审理之后，由刑部之贵州司初步复核。该案涉及《大清律例》之斗殴杀人罪，依照规定，“相争为斗，相打为殴”，凡斗殴，以手足殴打他人，不成伤者，笞二十；成伤者，笞四十；殴打至瞎人两目，折人两肢，及因旧患令至笃疾等，处杖一百，流三千里之刑。若因斗殴致人死亡者，最高可处以绞刑、斩刑等死刑。但是，该案中的斗殴具有特殊性，李如贵戳伤蔡明璟致其死亡，并非恶意行凶，而是眼见其兄李如柏受到人身伤害，情急之下的救护，其主观意图显然不是故意杀人。
除了兄弟之间相互救助，该案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关涉中国古代刑事法律的一项特殊制度——保辜。保辜制度自唐代就已出现，因古时勘验侦查技术有限，在伤害案件发生后，为了准确区分伤害罪与伤害致死罪，便确定一定的期限，限满之日根据受害人的死伤情况，决定加害人承担的刑事责任。在这段期限内，加害人可采取积极医治措施，挽救被害人的生命，以减轻自己的罪责。《唐律》依据伤害的程度决定保辜的期限，手足殴伤人者期限为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损伤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辜限内被害人死亡的，依照“本条杀罪科断”；若在辜限外死者，或虽在限内但因他故死者，以伤害罪论处。《大清律例》同样明确规定了保辜制度，要求斗殴造成身体伤害者，先责令犯人医治，“辜限内皆须因伤死者，以斗殴杀人论”，处以绞刑；“其在辜限外及虽在辜限内，伤已平复，官司文案明白，别因他故死者，各从本殴伤法”，即不必抵命。其中，还明确期限的不同长度，折跌肢体及破骨堕胎者，无论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
在李如贵人命案中，保辜制度涉及两方面的主体：一是李如贵自身，他戳伤蔡明璟后，依据司法机关的侦讯，“蔡明璟逾时殒命”，也即是不久之后死亡，仍在保辜期限之内，故难以因保辜制度减轻李如贵的罪责；二是最初起衅斗殴的蔡明璟，较为特殊的是，在该案中他既是被害人，同时还是加害人。作为加害人，他的行为导致李如柏囟门骨损伤，因此，也可以保辜制度予以评价。依据侦讯，李如柏“越七十三日于破骨伤保辜余限外身死”，也即蔡明璟不承担李如柏死亡的罪责，而只对其破骨伤承担法律责任。蔡明璟已经身死，对其定罪量刑自然无意义，但厘清其具体责任，对该案的处理仍甚为关键。
清代法典采取律例合编的形式，律文作为其主体，规定主要的罪名刑罚；例文作为其辅助，针对具体犯罪的不同情形，作出规范。斗殴是典型的犯罪行为，规定在律文之中，并分列斗殴成伤的不同刑罚。然而，民间斗殴的实际情形异常复杂，特别是在儒家法文化的影响下，不同身份主体间的侵害，又会导致不同的处罚，故与父母、官长等尊卑等级不同的斗殴，都有不同的条例予以补充规定。就该案而言，清代例文规定，“有服亲属殴死应抵正凶”，可以酌减为满徒，而不必抵命处以死刑。结合前述清代保辜制度，李如柏系在七十三日后，即“保辜余限外身死”，故加害人蔡明璟不必适用抵命之律，仅依照殴伤法承担责任，故李如柏之死，在清代法律上，“并无应抵正凶”；反推之，李如贵亦不能适用有服亲属殴死应抵正凶之例减轻刑罚。
对李如贵的刑责推演至此，似乎难免抵罪之刑，但其出手伤人是出于救兄情切，若处以死刑，难以做到情法两平。刑部堂官们检视全案情形，对照律例的各种规定，最终作出裁断：于杀人绞罪上酌减一等，“拟以满流”。理由是，李如贵之兄李如柏，毕竟系蔡明璟殴伤殒命，若仅因其死于辜限之外，使李如贵不能适用“殴死应抵正凶”之例，将其处于绞刑，则该弟兄二人一人死于殴斗，一人死于抵罪之律法，不足以体现法律之公正平允。因此，最终将李如贵处以最高等次之流刑，而免于死刑。
刑部对该案之处断，虽然更多是基于清代的律例及法律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刑法上的正当防卫制度，但已蕴含正当防卫的精神。对于情急救兄的李如贵，清代律例中并无明确的正当防卫免罪之规定，但“有服亲属殴死应抵正凶”的例文，无疑有限定条件下允许反击不法侵害之意，尤其是对于“有服亲属”而言，及时予以救护，不仅是儒家道德上的义务，更成为减轻刑罚的理由。就该案而言，刑部官员基于全案情节，从法律适用之公平公允出发，特别是考虑到李如贵救兄行为的正当性，对律例文意作创造性解释，使得裁断结果更加符合法理人情，亦达致更优的社会效果，其间闪现的司法担当与智慧，值得深思。
（作者为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