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协调一致、互补互用，构成了我国古代司法的传统之一，也是司法文明的表现。
“天理国法人情”：让司法更具力度更有温度
□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和谐使得道德与法律相结合、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相统一，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中，天理国法人情对司法办案仍然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充分汲取传统司法中的智慧和养分，在办案过程中不能仅满足于有法律依据或不违法的底线，而应追求更高的标准、最佳的效果，综合考虑天理、国法、人情，让司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协调一致、互补互用，构成了我国古代司法的传统之一，也是司法文明的表现。在封建社会的州县大堂上，常常悬挂着“天理国法人情”的匾额。古代司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强调天理、国法、人情的综合考虑，最大限度追求和谐和均衡的结果。在正义终于得到伸张时，他们会说“天理昭昭”；在讥讽死抱法律条文不懂变通时，他们会说“不通人情”。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和谐使得道德与法律相结合、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相统一，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中，天理、国法、人情对司法办案仍然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天理、国法、人情的文化解读
天理。所谓天理，指天之道、地之理，自然之法则。天理的观念在我国古代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儒家、法家、道家等各流派几乎都对天理进行过阐述。《礼记·乐记》中说：“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天理灭”的后果就是导致“天下大乱”。
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他所说的“天理”，就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的纲常伦理。“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这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天理是至善的，区别于人性之恶；天理又是公正的，区别于人性之偏私。为此，朱熹提出要“明天理”“存天理”“复天理”“循天理”。明天理，是指通过学习、思考和领悟，掌握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和道德准则。存天理，即时刻保存天理于人心之中。复天理，就是要恢复被人欲遮蔽的天理。朱熹强调，复天理必须落实在日常言行之中。循天理，就是要遵循天理，循理而行，遵循而不违背。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是一种深刻的道德和哲学思考，试图通过遵循宇宙法则和道德伦理来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和进步。
国法。所谓国法，指国家的法律、法令。《韩非子·内储说下》：“大臣贵重，敌主争事，外市树党，下乱国法，上以劫主，而国不危者，未尝有也。”这里的“国法”就是指国家法令与制度。
在夏商周时代，法主要是指礼，其功能与刑不同。“礼以劝善”，是积极的规矩，重在教化和预防。“刑以惩恶”，是事后的处理，是消极的制裁，着重于惩罚。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已然失范。在这种情况下，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以法治国”。在他们看来，法的核心是“刑”，必须轻罪重刑，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由于刑法是达成统治的最佳手段，故历代王朝立法建制都是“以刑为主”，其基本法典均为刑法典。从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到此后各朝颁行的《秦律》《九章律》《新律》《晋律》《北齐律》《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基本上都是“以刑为主”。
人情。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情，并非指私情，而主要指人之常情或人情之常。具体而言：第一，指“弗学而能”的人之性情。《礼记·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可见，人情之含义并非仅是情感的表现，而更多强调人性之质。人性乃人生之即有的生性，人情是人性的表现。第二，人情就是世情、民情，是本于人性的人类共同的正当情感和道德诉求。晁错在《举贤良对策》中讲到，“人情莫不欲寿”“人情莫不欲富”“人情莫不欲安”“人情莫不欲逸”。人都有“欲寿”“欲富”“欲安”“欲逸”的本性，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正当的诉求。
我国古代有一些思想家反对法源出于天，主张法源于人间。如慎子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商鞅虽然主张重刑主义，但也说：“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国法与人情相结合是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刑法与以血缘、伦理、亲情为内涵的人情具有同质内涵，刑法与人情互补，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规范体系。
融合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智慧
清代但明伦在《诒谋随笔》的家训中讲道：“治讼狱者，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不可偏废。决一狱，须先以天理审之，以人情揆之，然后以国法平定其罪，适如其人之所犯而止，不得以私意增减毫末也。万不得已，宁减无增，即《虞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意。即口角细故，以及房帏男女琐屑细微之事，亦当度理准情，委曲成全，使之明白了然，安于无事。若轻易其事，不肯耐烦，遽以法绳之，即使断之得其正，而或坏人名节，伤人和睦，甚至有意外之变，固是两造之自取，听断者亦不能辞其咎也。”古代司法官坚持严格执法、秉公执法，以国法作为判案的基本依据。但同时，他们并不拘泥于刑律的僵死条文，而是最大限度地发现案件客观真实，通过对法律的灵活运用维护天理人情的正当秩序。
坚持以天理审视案件。《大学》传曰：“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不顺人情，必然也违反了天理。在传统司法中，对当事人的惩罚，并不一定以罪的大小为标准，而在于是否对天理构成了威胁。当天理与法发生冲突时，取天理为法则。
《初刻拍案惊奇》记载这样一个案例：赵六老因儿子赵聪及儿媳不孝贫困交加，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时想出下策，夜晚潜入儿子房内偷钱，竟被赵聪当作盗贼用斧砍死。知县张晋说道：“以子杀父，该问十恶重罪”。旁边走过一个承行孔目禀道：“赵聪以子杀父，罪犯宜重；却实是夜拒盗，不知是父，又不宜坐大辟。”赵聪的邻里也是这样说。张晋由众人说，径提起笔来判道：“赵聪杀贼可恕，不孝当诛。子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不孝明矣！死何辞焉？”判毕，即将赵聪重责四十，上了死囚枷，押入牢里。
本案中，知县张晋这样统筹考虑法理情关系：
赵聪杀父，构成十恶重罪。（依据国法）
赵聪是夜拒盗，不知是父，又不宜坐大辟。（顺应人情）
赵聪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不孝当诛。（天理难容）
封建社会，以孝为大。赵聪父亲偷儿子财物起因于赵聪之不孝，不孝是因，偷盗是果。不取拒盗而取不孝，乃循法而从儒家天理。
坚持以国法论罪处刑。我国古代在产生国家、法制以后，秉公执法成为执法领域的重要话题。严格执法、秉公执法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有一次汉文帝出行，路过中渭桥，有个人忽然从桥下跑出来，马受到了惊吓。文帝很生气，命令警卫将那个人抓了起来，交给廷尉张释之治罪。张释之审讯后，认为该人不是故意的，遂判决“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知道后很生气，认为判得太轻了。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张释之的话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严格执法才能取信于民。因为法律是皇帝和天下人所共有的。如果擅自更改，加重刑罚，那么法律就会失信于民。第二，廷尉作为执法机构，理应公平执法。如果有一点偏心，那么其他执法机构就会效仿，在执法时也会任意偏轻偏重，民众将无所适从。文帝听后沉思良久，默默地接受了张释之的判决。
本案中，张释之坚持独立办案、秉公执法，不因人废法，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同样值得称道的还有当权者刘恒。他没有因为案件与自己有关、为一己之私而滥用权力去干预司法、践踏国法，而是冷静地“以天下为大，以国法为大”，对司法判决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坚持办案中揆以人情。“一其所二一成非，揆以人情萃必睽。”司法办案中会遇到各种可能性，因此需要避免绝对化；要充分考虑办案对当事人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综合权衡作出最佳的处理决定。
明代《泾林续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刑部主事王某，在山东做县令时，有民妇回娘家探亲，路远，妇乘月色独行。适一樵夫尾随其后，至野外，握斧大呼，妇惊仆倒地，遂强奸之，尽掳首饰而去。妇号泣奔还，偶遇令出，攀舆哀诉。令曰：“吾当令人往捕，汝第言失去首饰已耳，毋露奸情也”。遂用巧计捕得樵夫，拥至县庭，召妇审视，首饰一无所失。因痛杖之百，收监时气绝。召夫责曰：“尔妇将母，何不伴送？幸盗止利其首饰耳，倘至伤命奈何？”亦笞之十，令携妇归家。盖县令不令其言奸者，缘律条坐斩，问拟颇重，且恐夫知必弃其妇，故曲为保全耳。
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男权时代，妇女一旦失节，其日后的悲惨命运可想而知。县令在审判此案时，充分权衡惩治罪犯与保护受害者名誉的关系。一方面，根据刑律，被告人犯抢劫罪亦可“坐斩”。隐去强奸这一犯罪事实，并未包庇、便宜被告人。另一方面，县令叮嘱受害者把案中强奸一节瞒下，可以保全受害者的名誉。县令的判决，可谓世事洞明，人情谙练，既惩办了罪犯，又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虽法外用情，但乃“情法两全”。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司法判决、检察处理决定公布后，有的深获广大公众认同，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原因就在于，这些判决、决定充分考虑了天理、国法、人情的关系，既满足了国法的要求，又合乎天理、顺应人情。有的则与社会公众较普遍的认识有相当距离，甚至形成截然相反的判断，原因也在于，这些判决、决定只考虑冷冰冰的法条，而忽视了天理和人情，人民群众在判决、决定中没有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们要充分汲取传统司法中的智慧和养分，在办案过程中不能仅满足于有法律依据或不违法的底线，而应追求更高的标准、最佳的效果，综合考虑天理、国法、人情，让司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二级高级检察官、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