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民族需要精神，一个国家、民族的人民也需要自己的精气神，这种精气神可以称为人的精神品格。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中国运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温馨互动来看，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相较于100年前，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充满信心 充满希望
当代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形成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
100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对国民性展开了大讨论。崇尚西学的学者迫不及待地想听听西方的“老师们”是如何评价中国和中国人的，希望借西学之力来提升国民性，以达到改变积弱积贫状态的目的。提倡中学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国民性的精华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温良”或“文雅”，不需要“以洋为师”。但是，如何以“温良”“文雅”来改变中国被外强欺辱的现状呢？国民性讨论并没有给出答案。
只有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带领中国人民经由不懈奋斗，在实践探索中才逐步给出了答案。因而可以说，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改变与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是同一个过程。客观条件的改变，决定了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内在改变。
应当看到，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主观臆想的，而是有着坚实物质基础的漫长过程。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为视野来观察，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改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转变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被奴役和压抑的精神状态转向了主人翁状态；第二个转变是在改革开放后，日渐富裕的生活使主人翁有了更多的尊严和荣誉感，日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视野开阔、见识变广；第三个转变发生在新时代，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强盛、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得到锤炼，我们的自我认同感不断加强，更加以作为一名中国人而骄傲和自豪。
特别是，新时代的中国人民不仅看到了国家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国家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势。相较于西方社会近年来频繁发生民主乱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治理挑战面前，中国的规范化、文明化、智能化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奋斗，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更是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人民有信心，前行有力量。中国人民的自信，不仅是对过去取得成就的满足，更是对现状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
时代意义 世界意义
当代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形成过程，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至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当代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形成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那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了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新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行。基于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快、政局稳、社会治理能力强。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可以切身感受到的进步。
科学而坚实的理论基石，对一个国家或政党是重要的，对于确立人民的精神品格也是重要的。放眼世界，东西方不少国家和政府处于理论困局之中。特别是，资本主义精神和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不论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如何尽力修补资本主义“漏洞百出”的理论，都无力改变其理论资源逐渐匮乏的局面。各种“后”学和“非”理论模式的提出，正表明西方理论界无力正面提出真正有建设性的理论。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在世界理论困局中响亮地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以及治国理政等一系列重要命题，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而且为东西方有识之士提出了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启迪，具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
总之，当代中国人民面临的是一个西方理论陷入困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日益发展和完善的时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巩固了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使中国人民的自信有理可循，具有理性的高度。
事实与价值相结合
当代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形成，是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结合。
作为研究对象，精神品格具有特殊性。它不是给定的客观实体，而是会在话语建构中不断得到塑造和发展。就此而言，精神品格建构的自觉性很重要。对精神品格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引导。
自发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形成具有感性和直观性，容易被广大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等特定群体或书本、文件中。
同时，自发性又使得这种精神品格具有易逝性和不稳定性。因此，自发产生的自信，需要自觉的理论建构。一方面，确认这种自发自信心的存在，肯定其价值，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通过自觉的理论建构巩固这种自信心，继而将这种精神品格作为价值观固定下来，实现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结合。
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结合，也是事实与价值的结合。当代中国人民逐渐具有以自信为核心的精神品格，变得更加理性和谦和，这是事实。同时，这也是价值。一方面，是对该事实的价值肯定；另一方面，是对该事实的价值引导。
价值是需要话语建构的，这种建构可以被称作“解释”。正如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所说：不管对“事实”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已是一种“解释”。在哲学上，所有的事实都是解释的事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思维方式，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将历史看作给定的事实，而更强调人民创造历史。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彰显了物质的力量，也发展着精神的力量。
在承认客观力量的同时，强调精神力量的主动性、能动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也是中国人民精神品格所具有的特征。
并不是宣传和说教
再来看看当代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世界性意义。
越来越多的学者感觉到，西方社会正在日渐失去自信乃至安全感，逐渐陷入或深或浅的迷茫之中。
近年来，西方世界频繁兴起的民粹主义，就是这种不安全感的典型表达。但是，民粹主义话语建立在“敌—我”撕裂的话语基础之上，长远来看，是无力建构起建设性的理论和制度的。在这样的对比之下，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安全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关乎人的生存状态。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本体安全感”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表达这层含义。对社会群体而言，如果政府总是失信于民，那么人民的安全感就会逐渐丧失，而行为也将从理性的期待转化为非理性的对抗。反之，如果总是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正向反馈，那么安全感就会逐渐建立起来并得到加强，人民的行为也会从非理性的对抗转变为理性的期待。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社会频繁上演的民粹主义风波，不仅是对西方制度的挑战，也是西方人本体安全感日渐丧失的体现。
当代中国人民日益呈现出来的精神品格，同样是本体安全感的外在表现，表达着对党、国家和政府的信心，包含着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乃至历史自信、文明自信的丰富内涵。
由此，当代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世界意义也就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它不仅指出了自信心、安全感在这个不确定世界中的价值，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各国政府提出了目的论课题，即执政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如何提高治理能力，使权力真正服务于人民。
当然，分析当代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世界性意义，并不意味着要致力于宣传和说教。当代中国人民日渐成熟的自信以及理性、从容的生存状态，将更多表现为一种真正的文化软实力。（赵司空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